書本‧去旅行的故事

⊙文／佐渡守（文字工作者）

“BookCrossing”《牛津詞典》這麼定義：「把一本書留在公共場所，讓其他人可以自由取閱，之後這個人也照著這麼做。」──書的旅行於焉開始了，這就是在世界各國已行之有年的「流放書」。

「流放書」並不是現代的新鮮玩意兒，相傳它源自上世紀的歐洲，旅人習慣將書留在咖啡廳桌上、車站座位、旅館房間給下一個人閱讀。村上春樹待過歐洲3年，寫成的《遠方的鼓聲》一書中，提到在一個山間小村的小旅館裡，「餐廳書架上有他們讀過留下來的平裝書，大家都把在這裡讀完的書留下來，同時有自己想讀的書也就帶走了。」這正是「流放書」在歐洲的最佳寫照。時至今日，拜本世紀網路交流之賜，把書流放這樣的行為有了新的名詞與新的發展方式，在英語國家，它叫 BookCrossing；在日本，它叫「ブッククロッシング」（BookCrossing的譯音）；在中國，它叫「漂流圖書」；在台灣，它叫「行書」、「把書傳出去」、「書本去旅行」…。

美國 2001年故事開始…

2001年，美國軟體工程師羅恩夫婦，以BookCrossing為名註冊了一個網站，羅恩太太並繪製了一枚正在奔跑的書作為標誌，書的旅行活動就此起跑。它的遊戲規則是這樣的：將書登錄在網站上，取得一個ID，在書裡夾一張紙條或封底貼上標籤「我不是被丟棄或遺失，如果你喜歡請帶我走，讀完後請傳給下一個人」，然後將書流放，拾獲的人可以上網登錄行蹤，並在讀完後繼續接力讓書去旅行。

這項網路活動短短不到7年，截至2008年3月為止，登錄在BookCrossing的書籍已超過400萬本，並在世界130多個地方奔跑，其中一本名為《永遠的讀者》的書，從南極洲到辛巴威，已被轉手293次。BookCrossing這個新詞也於2007年被《簡明牛津英語辭典》收錄，成為這個新流行文化的專有名詞。

原本簡單的好書傳閱行為，因為透過網路社群的功能：流放書3R──閱讀（Read）、登錄（Register）、放生（Re-lease），而讓一本書週而復始地傳遞在不同的陌生人手中，不斷在書友間分享讀書心得的樂趣，不但解決了愛書人藏書的困擾，也打破了空間與時間的種種限制。

例如西雅圖一位記者，她首次接觸BookCrossing，是在中學籃球場撿到一本運動詩集，她開始逐步搜尋，終於挖掘到釋書的一位女性。這位釋書者在電話裡用害羞膽怯的聲音告訴她「我是一個埋葬在書堆裡的老婦人」；原來書主是住在一戶無人聞問、破舊陰暗的出租公寓的獨居老人，她自從知道流放書這樣的活動後，便弄來一部電腦，從此開著老爺貨車到處釋書，這成為她獨居生活中的陽光任務。西雅圖記者形容她「在網路文字中，她的聲音是巨大的；在電話中，她的聲音是微小的。…她不知道自己對別人的影響有多大。」

也有許多熱愛流放書的老鳥，喜歡在飛航途中，順道帶著書釋放到各地，提供在機場候機的旅人閱讀。但由於恐怖事件後美國航管越趨嚴格，有一次，一位釋書人在機場座位上放了一本用報紙包著的流放書，結果不到一分鐘即警報聲大作，機場立即淨空封鎖，等危險排除後旅客還得重新登記延遲的班機。這件事讓這位釋書老鳥體認到，若要繼續當一個釋書人，選擇流放的地點須更加謹慎才行。

其實，並不是每個人都具備足夠的友善來支持這樣的活動，例如某跨國的咖啡連鎖集團，就曾無預警地取消流放書架與書籍，引起社區居民與網友群起抗議，網友抨擊這是不可思議的野蠻行為，與這家咖啡連鎖店塑造的形象大相逕庭。後來總公司緊急派人危機處理，不但主動釋出善意、開放該地區所有分店設置流放書架，同時對網站評論也進行漂白消毒，挽救了企業形象。

中國 誰說漂不起來？

在對岸中國，流放書活動被稱為「漂流圖書」，扣除掉歷史悠久的「助印做功德」的善書，追溯最早開始出現「漂書」紀錄的，是2004年的春風文藝出版社，漂書 3本。接著在2005年，兩名年輕人到瑞士旅行時，在盧森的獅子紀念碑前，撿到一本漂流書，回國後便架設了「圖書漂流網站」，並在北京和烏魯木齊各設一個「圖書漂流站」。不過，即便推廣的人滿懷熱心，在中國「試漂」的初期，卻沒有得到很好的回報。例如廣州市少年宮的老師們合作設置「漂流書架」，但書架遭損壞，第二次開張，當天所有書籍便全數失蹤。

直到2006年，在媒體、圖書館和各界相關節慶活動的推波助瀾下，漂流圖書終於緩慢但順利地漂了起來，上海、北京、廣州、成都等11個城市陸續加入行列，頗受學生歡迎。例如2006年的世界書香日，湖南衛視與中國國家圖書館合辦全國性「春天漂流書」；同年大連啤酒節「悅讀大連」書展也安排漂流圖書活動；貴州市政府與當地書局合作，定點設置漂流書架，首漂多達1000多本…。

從2007年開始如雨後春筍在中國各地活躍起來的漂書活動，因為散播友善與浪漫的特質，如今已成為一種新的文化時尚，成為手機「短信息」之外另一種新的交流媒介。例如一位首漂《富爸爸窮爸爸》的釋書人在網站上寫著：「我是一個工薪階層，生活並不富裕，沒有多餘金錢贈予他人。希望閱讀這本書的人會得到更多的財富。」也有高中老師寫道：「《可不可以不要上班》和《6868，一起翹班去》，這兩本彎彎的繪本很有名，…拿到漂書，中午午休放棄睡眠，躲在教室角落看。一個勁地憋著，一個勁地抽。憋不住了就硬生生地擠出兩句怪笑，…教室裡正在埋頭苦研數學題的孩子都以為我瘋了。」

日本 起步很晚但超認真

2007 年透過NHK與朝日新聞的報導，日本人才開始知悉ブッククロッシング這樣的全球性活動，兩個月後，旋即有人架設日文網站，以廣島為據點正式啟動，接著東京、北海道、沖繩也陸續跟進。日文版網站創辦人財津正人原本是位書店老闆，因為喜歡書，所以架設這個網站，想增加多一點書迷，突破出版界的不景氣，「算是對書的報恩」。以日本這樣高度開發的國家，起步這麼晚著實令人驚訝，但財津的努力，使得ブッククロッシング成為BookCrossing在全世界所架設的第一個非英語網站。

財津曾說，民間推廣的個人力量非常微薄，希望大家都能齊來響應，即便只是在家門口設一個小紙箱，都是一個好的開始。但令財津感到欣慰的迴響，已逐漸出現。例如日本丹波市經營便利商店的荻野先生，知道這個訊息後，便在店舖隔壁的休息室提供了500本流放書與電腦參與活動。京都巴黎聖母院女子大學教傳播學的岩崎教授，則稱這種活動「很帥」，在日本有可能成為一種流行。日本推廣至今不到半年，預期到年底希望達到2萬5000名會員，還有很大的成長空間。

中東 政府與皇家大力支持

2008年3月，一項由「法蘭克福國際書展」與「阿布達比文化遺產局」共同合作的流放書活動，也在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阿布達比國際書展正式啟動。首批共流放350本書，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總酋長、阿布達比親王、最高軍事總長均出席啟動典禮，以示公開支持。

其實早在2006年，土耳其每日新聞報就追蹤到一本出現在土耳其Bodrum’s Türkbükü海灘的流放書，在此之前，土耳其僅發現過3本登錄在案的流放書。許多學者期待這種風行歐美的閱讀活動，能在中東各國開花結果，以挽救民眾停滯落後的閱讀習慣，但推廣活動的資金是一大問題，因此他們呼籲政府站出來支持；顯見流放書在中東國家老早就獲得知識份子的高度關注，卻也同時顯示民眾閱讀觀念並不普及的隱憂。

台灣 多次嘗試多次挫敗

在台灣，早於2003年就有網友仿效BookCrossing的模式，架設了「行書」（Walking-book）網站，2005年接著有大塊成立「書本冒險旅行」網站，但先後相繼夭折，如今僅剩一個由個人獨力推廣的「把書傳出去」，默默地繼續耕耘，以及少數書友同好在咖啡店等定點的行書交流，年輕人熱情洋溢的行書理念似乎暫時被澆熄。

一本書的流浪，從國際諸多經驗中可知，它考驗著人與人之間的誠信，也突顯了人性中捨即是得、友善分享的美德；但同時，也有人批評這只是布爾喬亞的都會浪漫，甚至是傷害出版商業利益的侵權行為。無論如何，書本的旅行，相對顯示的是一個國家、甚或一個城市對閱讀推廣的重視與否，以及公民社會看待公共空間與人際互動的文明度。英語系國家成功順利的經驗、中國從挫折中終於穩定的開展、日本如火如荼的發酵茁壯、中東國家政府的推動與資金注挹…，這些都值得我們警醒、學習與借鏡。台灣對文化與知識的重視與傳遞能力，是否能相對於我們在工商與經濟上的發展程度，都非常值得大家的關注與期待。

資料來源：中國時報部落格（檢索時間：2008.0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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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污名化的公民投票

台灣的公民投票法從2004年制訂迄今才短短四年，但卻已經舉辦過六次的公民投票，而其投票結果，全部因投票人數未達50%門檻而遭到否決。當然，其中不無人謀巧計（例如：公投綁大選），也不乏政黨惡鬥（例如：反聯與入聯議題、討黨產與反貪腐問題） 。

雖然，台灣人民在短短的四年內，連續對於六項提案以公民投票的方式表達意見。不過，從結果來看，這樣的意見與議題都不能算是民主理念的成熟展現。雖然，有人認為公投的門檻過高。

由公民投票本身所具有的崇高理想而論，就是以直接民主之方式，補救代議制度之不足。如果從代議政治的角度來看，一個法案，需要多少的立法委員連署、需要經過多繁複的立法程序，直至三讀通過。更進一步，由立法委員的產生方式觀之，其民意基礎是由選區內的多數選民或是政黨比例投票產生，背後具有高度的民意支持與民意託付基礎，以為其於國會殿堂上代替人民行使表決權、針對重大事項作成決定。如將二者等量觀之，直接民主的民意基礎，如不及或是略遜於間接民主，則如何作為推翻間接民主、凌駕行政、立法二權之基礎。

不過，公民投票具有其本身的難題，它無法細緻量化、表達每位公民的意見，而只能選擇非黑即白的是非題回答模式。這樣的投票品質，是有問題的，簡單的以統獨議題為例，公民投票只能夠約化為最大公因數，「統一」或「拒絕統一」、「獨立」或「拒絕獨立」，這樣的意見表達方式，流於民粹，也無法統合多數人的意見。缺少代議政治、政黨政治下的協商、折衷與妥協的藝術，而且容易走極端，不利民主制度之發展。

而且，動不動就要求公民投票，這樣的政治人物更給人看破手腳、缺乏應有的擔當。人民選擇一位政治人物代替他們行使權利、領導人民，就是希望政治人物能以其專業，帶領人民走向流著奶與蜜的迦南地。如果事事需要過問人民方可作成決定，乾脆回歸古希臘雅典城的直接民主模式即可，何必再另擇代議士與執政者呢？

如果日後公民投票之結果無法被實現，則行政、立法兩權互相推諉、卸責，又何人該為這件事情負責？責任政治的理念，將因此蕩然無存。最後，倒楣的還是人民。

公民投票的神聖性，在台灣的實踐過程中，完全的沈淪、被污名化，除了使用的次數過於頻繁，公民投票的內容給人假議題之譏，都是使得原本具有高度神聖性的公民投票，最後變成廉價的競選工具、操弄政爭的口水，使得台灣人民變成最後的輸家。簡單的來說，當公投的本身變成一項工具，而不再是一個目的時，它就喪失了神聖性。而更可恥的是，選舉前一群在政論節目與地下電台中為了公投議題聲嘶力竭的名嘴、主持人，選舉結束後，到底有誰關心這樣的公民投票結果。打開電視、收聽廣播，每個人都在檢討怎麼輸掉大選、輸掉大位，卻沒有人關心公民投票的結果。原來，公民投票只是幌子而已，用來愚民的方法。不管台灣哪個政黨，都把公民投票當作愚民的工具，選舉的操縱手段，沒有人關心公投的結果。好像只要是公投沒有通過，就無足輕重。可是，有誰關心，支持公民投票的選民們？有誰在乎投下贊成或反對意見的選民？我想：真正關心投票結果的人，只剩下中共、美國、日本與台灣以外的國家。其他國家的媒體，都將這件事情當作重大新聞來解讀，惟獨台灣的媒體，對於公投結果漠不關心。

即使公民投票沒有通過，它仍然具有民意調查的功能。以最近進行公民投票的第五案民進黨的「入聯公投」與第六案國民黨的「返聯公投」為例，縱然二案均遭否決，惟從投票人數觀之，第五案共6,201,677人表示意見，第六案則共有 6,187,118人表示意見，姑且不論其所表達的意見是贊成、反對或是無效，全部共12,388,795人對於此二項議題表示關注，遠高於第12屆總統大選的當選者的得票數7,659,014，難道未來的政府施政不必關心這些人於公民投票當中所表達的意向嗎？（資料來源：中央選舉委員會，2008.04.08）難道可以僅因為公投案的否決，而認為不會對於政府未來的施政造成影響嗎？這樣將至公投的神聖性於何地？人民表示自己的意見，而政府卻可以視而未見、置之不理，這樣的政府可以被稱為是一個尊重民意、貫徹民主國原則的政府嗎？如此視公民投票結果於無物的台灣，可以被認可為是具備傲視華人圈民主素養的國家嗎？

如果你認識公民投票的重要性與意涵，則將對於選舉前如此嚴重踐踏公民投票神聖性，選舉後又將公民投票的結果視而未見，感到心痛。因為這終將使得台灣主體性的追求，成為南科一夢。夢醒時，我們終究只能為自己身為台灣人而感到悲哀罷了。

相關文章：本部落格的「民族國家」與蘇永欽老師本月發表於法令月刊的「公投好好玩?」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