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01/06

天安門

天安門:中國的知識份子與革命

  • 作者:史景遷

  • 譯者:溫洽溢

  • 出版社:時報出版

  • 出版日期:2007年02月01日

  • 語言:繁體中文

  • ISBN:9571346209

  • 裝訂:平裝
    天安門,講的是中國的仕紳階級如何面對清末民初大時代的巨變,以及如何在國共兩黨的政治主張中做出抉擇。其間有的人家道中落,有的人則是趁勢崛起,當然也有的人繼續享有既有的聲望。文人間的相交相惜與相互攻訐,乃至於對中國前途、政治路線的歧見。

    面對當時中國政治的動盪,走資走社路線的抉擇,北洋政府、國民黨與共產黨及各種外國勢力在中國的競逐。也看到中國知識份子對於中國未來所做的種種努力。同時,也見識到因為路線抉擇的不同,而使得文壇新秀、鴻儒博學之輩,在不同時期的槍桿子政權下,遭受無端的打壓與折磨。

    清末,孫中山與康南海、梁任公師徒二者,雖籍同粵省。但是,對中國未來的看法,截然不同。此乃出身背景與社經因素使然。孫文所接受的是新式教育,而康梁二人乃前清科舉出身,均曾接受傳統私塾教育。另外,相較於孫文在中國的社經地位而言,康梁二人既有功名在身,自然高出孫文許多。視野高度的不同與教育背景的歧異,造成不同的政治思想與主張。前者主張激進的革命,走民族主義的路子,訴求的層次狹隘,只是單純的把滿州人驅逐而已。這一點由興中會的入會誓詞「驅除韃虜,恢複中華,創立合衆政府」可見一斑。而後者皆曾與聞光緒帝的戊戌變法,因此主張採取漸進式的改革「君主立憲」。二者在此一問題上面出現重大歧異。因此,遂成為政敵。雖然歷史無對錯,不過卻可以從歷史的事後發展,釐清某些事實的輪廓。

    孫文雖同被海峽兩岸所重,但是他當年的政治主張與作法卻可以被討論。從事後的角度來檢視,相較於教科書上極盡能事的吹捧,當年孫中山的革命,到底是成功,還是失敗,本書提供了另外一個視角。孫逸仙雖成功推翻滿清帝制,但是,中國社會卻沒有因此進入民有、民治、民享的境地,反而因此陷入動亂。袁世凱稱帝的鬧劇與張勳的復辟事件,突顯出眾人對於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懵懂無知。不禁讓人反思,從當時的中國的社會、經濟與文化脈絡觀察,中國真的適合發展民主政治嗎?眾所皆知,民主制度的實踐,必須具有堅實的中產階級作為後盾,否則政府的政策主張必然因為選民結構而走向極端,無法中庸自持。而國家在欠缺中間選民的情況下,自然無法平穩發展。因此,無論是英國早期對於選民設有「排貧條款」,限制必須具備一定的財產,方得享有選舉權,或是美國對於婦女投票權的限制,均有其背後的歷史因素。中國這個國家,突然由專制走向民主,在沒有任何配套的措施下,驟然推動,水土不服是必然的。民國的成立,成了另外一次政治洗牌與財富洗牌的新契機。把持地方政權的人,從過去清廷所派的地方官員,變成在地的仕紳階級。政治資源與經濟資源同時集中在具有地緣關係的特定族群手中,走向軍閥割據,中央政府無力號令天下,也就不是讓人覺得意外的事情。

    軍閥間彼此割據混戰、北洋政府無力面對外國勢力、學生運動與工人運動的崛起、鎮壓、走資還是走社的路線之爭與對日戰爭期間,後方重慶的奢靡與蘇區延安的樸實...等等。知識份子有人選擇投身政治,例如:瞿秋白、陳獨秀;有人選擇躋身教職專事文學創作與時論批評,例如:聞一多、魯迅...等等。而不同的政治立場,也會在不同的場域中發生齲語。聞一多、徐志摩等人所創立的「新月詩社」在台灣的國中教科書中,常常被提及。但是,相較之下,當時與之並立的「創新社」,則無人引介。或許,正應了史學家的那句名言「歷史教育不在於當權者希望人民知道什麼,而在於當權者不希望人民知道什麼」,透過資料的篩選,台灣的歷史教科書,尤其是關於民國史的部分,甚少討論當年國民黨如何失去大陸。而在國文教科書的部分,特別是民國初年的文章選輯中,常出現徐志摩、朱自清、胡適與夏丏尊...等親近國府人士的作品,卻從不曾提及關注社會真實面與底層人民的左翼文學聯盟成員人物茅盾、老舍、巴金、丁玲、魯迅與沈從文等人的作品。彷彿這些人不曾在中國的歷史上出現,他們的作品不值得一顧。這應該是另外一種類型的政治正確與政治自我檢查吧!

    在紅色政權建立之後,丁玲、茅頓、老舍等人,為共黨政權效力,在一連串三反、五反、反右與文革中,創作必須為政治服務,不得詆毀黨的政策。過去的作品被檢討、文章的內容被檢查,另外一種形式的文字獄,於焉展開,而對文人的打壓,再度興起,丁玲這位共黨的旗手作家被整肅、膺服黨領導的老舎被批判、沈文從這位文學老兵則選擇離開中國。於此同時,棲身東南海島的國府,也對雷震的「自由中國」做出相類似的決定。對於思想與輿論的嚴厲控制,應該是當年海峽兩岸政治肅煞氣氛中的主旋律。

    西元2008年中國主辦奧運,拿下51面金牌、神州航空器升空、N20國際高峰會...,看似中國終於走出東亞病夫的不堪過往。從西元1898年戊戌變法至西元1976年鄧小平提出「四個現代化」(工業現代化、農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科學技術現代化)。為了追求現代中國,這一條路整整走了99年。如果從西元1860年的自強運動起算,稱之為漫漫百年路實不為過。而在全書的最後,史景遷以魏京生在西單民主牆上所提出的第五個現代化---「民主」作結,其中的意涵,不言而喻。迄今,中國仍在追求現代化的道路上蹣跚前進。清末民初以降,震耳聵聾的「德先生」,依然無法在大陸這塊土地上面落地生根。「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總是在關鍵的時刻被遺忘。或許,得等到中國真的開始實行民主、自由,方可一雪百年積弱,而現代化的工程於焉完成!

    4 則留言:

    1. 據我所知:台灣的民主如果是真的長達30年(包括國民黨制憲後45年即推動民主制度,應該只有少數特定政治立場的人會信這種話吧), 這真的恐怕是天大的誤會(可能連大多數的台灣人也不會相信這種唬濫吧)! 而且很多很多人相當擔憂這半年多來台灣民主的發展狀況! 或許在文末[歌詠似的呼喚]若改成沉痛的批判,會讓你這篇文章的價值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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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To Mr.R

      關於「30年」,很抱歉,是我算錯了!如果從民國80年終止動員戡亂時期起算,應該只有18年。已經於本文中更正。

      至於台灣的民主發展,不是本文主要的討論重點,只是拿來對照之用。因此,不擬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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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我也有筆誤:回應你所說國民黨在制憲45年即推行[三民主義]誤打成[民主主義]
      正確的說法:在台灣國民黨並沒有驅逐達擄的問題,只有對原住民過度歧視下的漢人優位主義政策,也只有消滅母語,不尊重閩南客家傳統文化的問題 (未曾真正讓民族主義落實的實踐經驗)
      而35年起制憲致45年後的80年始推動民權主義亦屬不正:在蔣經國前總統死前不久宣布解除戒嚴, 起算推行民權主義(如果嚴格來講,勉勉強強可以算是比較重視台灣民主化的話),那你時點的算法是從李登輝前總統時算, 不是從蔣經國算, 對蔣經國不太公平, 也違反了你堅深的政治信念
      而民生主義的實踐:我認為當年的國民黨勉強算是達成了,但今日的國民黨執政讓貧富兩極化的政治實踐, 有違孫文遺囑, 並不算成功(而所謂三都十五縣政策有相當相當大的危險:讓資源過度集中三大都會區, 而資源分布不均的問題恐怕會讓很多小縣面臨財政破產的強烈危機, 當你正視18%等等明顯違反平等原則的政策這樣的問題, 你會知道有多少窮縣, 甚至整個國家財政可能破產)
      總之: 三民主義在台灣實現的說法, 我認為必須嚴厲駁斥, 當然你個人見解認為無需修改, 必須尊重你文責自負的判斷與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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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有一點非常要緊,那就是孫文的國父尊銜只在於中華民國政府,而不在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申言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觀是中國的內戰已經結束,自毛澤東在天安門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的那一刻開始,民國政府已亡,代之而起的是共和國政府。而孫文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定本教科書與中國共產黨黨史記載中,只承認孫文是所謂革命的先行者,是領導所謂中華民族進行民族革命推翻帝制的革命元老。
        至於所謂的國父云云,因屬前朝民國政府與國民黨在執掌中國國政時所加於孫,故此,民國既已為共和國取代,共和國是新的中國中央合法政府也完全代表中國,中國共產黨更是所謂新中國的唯一執政黨,自然前朝舊中國之民國政府的國父孫文,不會是新中國之共和國的國父。準此,在當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官式說法中,只有毛周朱劉等開國元勳,而沒有共和國的國父。
        在研究當前的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與中國共產黨所統治下的中國)時,必須審慎理解民國之於她們的政治與歷史意涵,如此方能窺其對現代的我國(台灣)在操弄軟硬戰略上的梗概。願與此同吾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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